台灣新聞日報記者報導/1030403

　
台灣社會近幾年都看的到公民運動的身影，從國光石化、苗栗大埔案、中科四期，乃至於萬人送仲丘和這次的太陽花學運，有的激動抗爭，有的理性表達訴求，學者認為，背後突顯的是，國內代議制度的嚴重失效。

萬人送仲丘活動(2013.8.4)：「讓我們把眼睛舉起來，好不好？」

這是去年8月4日凱達格蘭大道，萬人送仲丘的現場。330上凱道活動(2014.3.30)：「人民站出來、人民站出來，台灣有未來。」

同樣在凱道，這是今年3月30日，太陽花學運反服貿黑箱的活動。330上凱道活動(2014.3.30)：「設立監督條例，召開公民憲政會議。」

站在舞台上，林飛帆再次強調，發動學運的訴求，事實上，台灣社會近幾年都看的到公民運動的身影，從國光石化、苗栗大埔案、中科四期乃至於萬人送仲丘，和這次的太陽花學運，有的激動抗爭有的理性表達訴求，學者認為背後突顯的是，國內代議制度的嚴重失效。

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：「你會發現說隨便動員都是20萬人，30萬人這樣的數字，而且都是公民自動動員，非常迅速，或許代表一個現象，體制內的溝通機制已經有點失靈，顯然代議民主在國會審查當中，他們是需要靠討論對話，尋求最大公約數，求取一個公共利益在哪裡，這個部分在這次服貿當中，顯然大家覺得是失靈的。」

學者表示，民主社會中，民眾和政府的溝通管道就是靠代議制度，也就是立法委員，但是國內議事空轉許久，代議嚴重失能，才逼的民眾走上街頭。太陽花學運學生：「我們譴責這個國家，拒絕聆聽人民的聲音，馬英九出來面對、馬英九出來面對。」

學生不惜罷課，走上街頭，尋求和政府直接對話的管道，如何解決這樣窘境，有人拋出建構公民對話機制，但學者認為難度很高。東吳大學法律系教授胡博硯：「目前世界各國沒有想像說，公民團體要跟國家有常態性溝通管道，為什麼，因為國家跟人民之間的常態型溝通管道，原則上透過民主政治、透過代議政治，只是說代議政治失靈，我們還有一套公投機制做直接民主，我們公投因為門檻過高，所以公投必然不能成就。」

公民對話機制和代議制度衝突，學者認為問題根本還是在政府身上，只要提高政策透明度，耐心和民間溝通，走上街頭的公民或許會逐漸散去。